温州，临靠浙江南部海岸线，远离中原政治腹地的它，发端低调，但注定会成为传奇。春秋战国时并属越，秦属闽中郡，汉初为东瓯王国，后为会稽郡回浦县地，三国归吴属临海郡。
直至东晋太宁元年（323）始置永嘉郡，相传因缘际会下，堪舆大师郭璞（276—324）循北斗星象修建了永嘉郡城（点击回顾上期：解密温州的千年格局，郭璞建城据说给温州留下两大预言……），适才奠定了温州山水斗城的“天机”。
此后，不管中原兵戈如何扰攘，偏安一隅的温州在自给自足中发展起来。其后，中原和北地移民避祸南下入城，温州人口递增——汉永和三年（138），东瓯乡置永宁县（境今温、台两市）时，尚且“地广千里，户不满万”，到唐天宝年间（742—756），温州户数四万二千，人口已逾24万，直至南宋嘉熙四年（1240），知府吴泳到任上奏温州户口近20万，约八九十万人。古代温州为七山二水一分田的山区，耕地并不多。地方产粮不够怎么办？瞎搅拌可不行，得用脑子好好办。要知道中原移民中不乏名门士族，他们带着“助人伦，成教化”的先进思想而来，中原文化、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果敢精神经理性加工之后，萌芽发展了“以利和义”、“义利并举”的谋事哲学与功利思想，人们纷纷从事手工业、商业，赚到钱自然能解决各种问题了！人口到位，经济开转，两大元素彼此作用，温州发展为流通内外的繁华商贸之都。▲唐宋时期的温州古城北城门。据记载，唐代后期，温州城内百里街旁有个“百贾坊”，可见当时商贾云集的盛况。到了宋代，温州大小店铺密布，诸行百业齐全。北宋熙宁十年（1077）温州商税全年收入就达25391贯，为全国平均商税的7倍。怪不得游历温州的中书舍人程俱（1078—1144）发出了“其货纤靡，其人多贾”的感叹。虽说“穷不走水”，但在古代，畅通便利的水路一定是生意人的最佳路线。温州水网发达，瓯江及其支流沿岸各地都可借舟之利通商贸，早在西汉时便与会稽（今绍兴）之间有了水路往来。▲《江山胜览图》里记录了当时温州海上贸易的真实场景据《安祥寺惠运传》记载，唐会昌二年（842），商船主李处人在日本值嘉岛（今日本五岛列岛）花三个月时间用楠木建造了艘大船。八月二十四日出发，借助季风，经六天就抵达温州，这是有记载以来，日本到温州的首次直航（也有文章称，唐显庆四年，温州—日本航线开通）。
除李处人外，唐时还有李德邻、李延孝、张支信、崔锋等商人，自建海船往来于日本和浙江明州（今宁波）、温州及台州之间。还有更多的是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民间商客，他们怀抱一腔孤勇，在江心双塔的注视下启帆东行。
▲圆珍经过温州时获取的三张路证公牒(横阳县公验、安固县公验、永嘉县公验)，现均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成为温州与日本往来交流的重要物证。
因密切的商贸往来，唐时温州形成了对日本、新罗（位于今朝鲜半岛）的固定航线。唐末70年间，温州更是成为中日交通往来的重要港口，运往日本的货物品种繁多，有瓷器、丝绸、蠲纸、经卷、书画、佛像雕塑等；进口的则有砂金、水银、锡以及棉、绢、香料等。民间对外贸易可谓风风火火。
▲唐代航海图
公元1127年四月初一，北宋徽、钦二帝和后妃百官三千余人被金兵掳掠，史称“靖康之难”。徽宗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即位宋高宗，改元建炎，正式开启南宋模式。两年后，金兵分兵两路再度南侵，宋高宗赵构从扬州一路南奔至温，驻跸海天佛地——江心屿。岛居期间，也许某日宋高宗心情沉郁，于是站在江畔吹吹风。此时，对岸郭公山脚下的温州最大造船场里，匠人们正在热火朝天打造木质海船。这一幕不仅跃入他的视线，更被记在了他的心里：陆路受阻绝，海上贸易还是大有可为的嘛！正位临安后，宋高宗提出开拓海疆、对外贸易，南宋绍兴元年（1131）或稍前，温州设置市舶务（元代设立市舶司），管理海外交通贸易，成为温州对外贸易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同时设置容成驿、来远驿、待贤驿等机构，专门负责接待外商、外宾事务。
▲江心屿老照片
外商首领来到时，市舶机构用“妓乐”迎送，准许他们坐轿或乘马；中外商船出海时，市舶机构“支送酒食”设宴饯行。对于外商和外国商船也采取保护措施，“若损败及舶主不在，官为拯救，录货物，许其亲属召保认还”。如遇风水不便，船破桅坏者，即可免税。
▲《江山胜览图》（局部）
在大兴海上贸易的政策背景下，曾庇佑过皇家的温州得到了更多的眷顾，温州也成了当时通向世界的海运大港。宋室南渡，加上温州造船业发达（温州在晋代已是全国造船基地之一，隋唐时便能制造大型船只，宋时更为全国十大造船场之一），以及罗盘针应用于航海业等因素，温州的海外贸易在南宋时达到鼎盛。南宋绍兴元年（1131），温州市舶“全年共抽解一十九万九百十二斤另十四两”。日本、高丽（位于今朝鲜半岛）、真腊（位于今柬埔寨）等国商人当时纷纷涌入温州进行贸易活动，而中国产的漆器、丝绸、蠲纸、经书和茶叶、柑橘、瓯窑青瓷、龙泉青瓷等物品由温州港远销东亚、南洋甚至非洲、欧洲。▲瓯窑（右图为国宝级文物：出土于景山的北宋瓯窑青釉褐彩蕨草纹瓷执壶）
中日之间还有一层特殊关系，即佛学交流。宋宁宗时，江心寺被列为全国禅宗十刹之一，日本、新罗等国派遣僧人义介、义尹、绍明来温求法，江心寺也派出大休、宗觉、子昙等高僧外出参学传经。南宋永嘉诗人徐照《江心寺》诗中提到，“两寺今为一，僧多外国人”。
《江山胜览图》精彩呈现了温州港在古代的兴盛场景，这部画卷长达9.5米，纵48.7厘米。长度几乎是《清明上河图》（长5.28米）的两倍。此画由元代温州画家王振鹏所作，也有观点认为作者是王振鹏的同事永嘉籍的宫廷画师林一清。这轴画卷流传有序，从元代流传到明清均有“官方盖印”。末代皇帝溥仪在流亡时将它夹带出宫，后流落多地，终被欧洲尤伦斯艺术博物馆收藏，一度从国人视野中“消失”半个多世纪。直到2012年，它在保利的拍卖会上，被国内的一位私人藏家以上亿元的总价收入囊中。这幅被历朝历代珍藏的画作创作于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描绘的是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前后，浙江东南沿海的山水风光和风土人情。9米多长的画卷横向展开了数百里的自然山川，从天台山一路画到瓯江、永嘉城、飞云江、瑞安城直到东海，“奔流到海不复回”。全卷共绘有1607个人物，108头牲畜、87只禽鸟。各类人物虽小到仅半寸，但比例统一且得当。画中除了娱乐、买卖、婚嫁、渔业、种植等各种生产、生活场景，还有鱼市、有临街小贩，并有温州特色的清明团子出售。在该画的诸多技巧中，最为精到娴熟的“大招”是表现舟船、建筑特别是庙宇建筑的绘画功力。图中所绘的494幢房屋建筑和若干座塔、桥等及68条舟船、14辆车轿等，屋宇鳞次栉比，错落有致。画中有雇用占城（今越南南部）船工的远洋大船进港时的情景。有些远洋大船露出四根桅杆，那是元代最先进的四桅船，可张12帆，船板用冷杉木制成，其吨位可达300吨左右，甲板下有60个小舱位，出海水手有200余人，一把大橹就需要四个人操作。这些情节显示出温州发达和完善的运输业，当的温州与高丽、日本、西亚、南亚、东南亚等地有海外贸易活动。温州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中国历史的不少交汇点都落笔在这里。而温州的商业繁盛离不开波澜壮阔的对外交流。周达观（约1266—1346），字达可，号草庭，永嘉（今温州城区）人。通晓高棉语，任元朝政府事务官，一位留名海外的传奇人物。
▲中柬文字的标牌
元贞之乙未年（1295）六月，他奉天子之命出使真腊。“以次年丙申二月离明州，二十日自温州港口开洋，三月十五日抵占城。中途逆风不利，秋七月始至（真腊），遂得臣服。”也就是说，去时他们从温州港启程，到越南归仁港（即占城），路上花了25天，而从占城到真腊这段路程，则因海上逆风延误行期，直到七月才到达。此番经历，让周达观完成了他的书籍《真腊风土记》。虽然颠簸海上数月，一路凶吉难料，但这位称职的记录者，不曾描绘前途未卜的忐忑，只是忠实记下了人在异域的冒险见闻。
▲《真腊风土记》左：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中：国家图书馆印本；右：法国译本
比如温州漆器在当地售卖，比如遇到了温州老乡，“余乡人薛氏，居番三十五年矣。”他还观察当地的城郭、宫室、山川、服饰、语言、习俗等，描写华人在当地的情形:“国人交易，皆妇人能之。所以唐人到彼，必先纳一妇……近亦有欺负唐人，由去人之多故也。”足见当时有不少中国人在真腊做生意。真腊历史悠久，九世纪开始建都于吴哥，周达观此行作为元朝使者访问时，正值吴哥王朝国势兴旺的黄金时代。他不曾想见，多年后，他的《真腊风土记》成为迄今所知记录吴哥王朝唯一的著作。清咸丰十年（1860），法国生物学家穆奥正是凭借书中的纤毫线索，适才发现了沉睡400多年的吴哥王朝。
写就了向海而生的远阔篇章
正根生于千百年来交融海外的文化袭传
温盈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