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州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校长,浙江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
我和实验中学的缘分,要从很早以前说起。
读初中时,我就是实验中学的学生,还当过班级生活委员。有一次买完班级奖品,我负责保管的剩余班费不慎遗失。那时候的我慌得不得了,总觉得自己闯了一个很大的祸。后来,我和同学一起摆摊卖玫瑰,一点一点把丢失的班费挣了回来。
现在回头看,我已经记不清卖出了多少枝玫瑰,却始终记得那种感觉:做错了一件事,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就被否定了;面对问题、承担责任、想办法把事情做好,本身也是成长。
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对教育便有了一种朦胧的认识:一个孩子真正的成长,往往发生在分数之外。
2001年大学毕业后,我又回到实验中学,成为一名语文教师。

第一次站上讲台,我初中时的物理老师、时任校长李树河搬了一把凳子,坐到教室门口听我的课。他笑着说:“当年你连课堂发言都胆怯,我想看看现在你站上讲台是什么样子。”
这句话我一直记到今天。
一个曾经连发言都会紧张的学生,有一天也可以成为教师。很多年以后,当我面对自己的学生,我越来越理解:今天看到的孩子,并不是他的全部,更不是他的未来。
我曾教过一个姓姚的孩子,字写得很潦草,作业也常常马虎。按照通常的评价标准,他很难算一个特别“亮眼”的学生。一次学校黑匣子剧场活动,老师们遇到了灯光调试的难题,他主动说:“我来试试。”

此前他从未接触过专业灯光设备,却连续钻研了两三天,很快摸出了门道。灯光亮起来的那一刻,我第一次如此清楚地看见这个孩子身上另一种能力:专注、空间感、动手能力,还有面对陌生问题时敢于扑上去研究的劲头。
后来他的状态也慢慢发生了变化,更愿意走近老师,也更愿意表达自己。
这件小事让我越来越相信:教育有时候不是“改变”一个孩子,而是创造一个机会,让那个原本没有被看见的他,有机会出现。
还有一次,我们做《孔乙己》戏剧项目。一个平时很安静的孩子,没有去争主角,而是选择了只有几句台词的酒馆伙计。活动结束后,他在反思里写了一句话:“团队协作的意义,就是哪怕只是配角,也要把戏演好。”
我很喜欢这句话。
如果我们只用一张试卷评价这次学习,很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一个孩子在这里理解了责任、协作和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
所以这些年,我越来越认同实验中学一直倡导的六个字:尊重、选择、等待。
尊重,不只是对孩子态度温和,而是承认他和我们想象中的“好学生”可能不一样;选择,是尽可能给孩子不同的路径,让他的优势有机会生长;等待,则可能是教育里最难的一件事——我们知道方向,却不急着替孩子走完他的路。
我的办公桌上一直放着一本留言本。学生喜欢在上面写几句话,有时候是正经的烦恼,有时候只是画一个小表情、留一句“阿朱,我来打卡啦”。我很珍惜这些东西。因为一个孩子愿意跟老师说话,本身就意味着信任。

2022年筹建集新校区时,我们又做了一次更大胆的尝试:把更多校园空间的设计权和表达权交给学生。全校收到2200多份设计稿,其中一名七年级学生罗马提出“创造力平权”的想法——创造的机会不应该只属于少数“优秀学生”,每一个孩子都应该拥有。
后来,这个想法经过学生、教师、校友和专业团队一次次讨论、修改,最终融进了校园。如今的科创空间“Alt_Space”,名字也是学生参与创造的。
这件事让我再次确认:学生不只是学校教育的接受者,也应该成为学校生活的创造者。
如今,从语文教师、学科带头人走到校长岗位,我面对的不再只是一个班级、几十个孩子。但我越来越觉得,学校所有宏大的改革、新的技术、新的空间和新的制度,最后都应该回到几个很朴素的问题:
它有没有让一个具体的孩子被看见?
有没有让教师拥有更多理解学生、研究课堂的时间和力量?
有没有让真实的学习发生?
成绩当然重要,它是成长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从来不是衡量一个孩子的唯一尺度。
今天人工智能已经可以迅速给出一个漂亮答案,我反而更加珍惜孩子皱着眉头想了很久以后,说出的那个也许并不完美、却真正属于他自己的答案。
因为教育最终要做的,并不是制造越来越标准的人,而是帮助一个个不同的孩子,逐渐认识自己,形成判断,找到热爱,并有能力走向自己的未来。
分数之上,看见他,相信他。
这是这些年学生教给我的,也是我今天依然愿意相信的教育。
来源:《好学少年》周刊第74期
“好学”记者 林摄尔 梳理
编辑 林摄尔
审读 郑凌
责编 朱奕
监制 胡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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