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朔门古港遗址挖到一方元代石头，五六十斤重，灰中夹杂红色，据说是有大用！

在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个重达五六十斤的元代大石权。它出土于古港遗址瓮城之外的地层中，仿佛一位守望着过去的巨人。

在中国古代，为了便于商品交易，国家颁布了专门的度量衡制度。在称重过程中，对秤砣有着严格的标准，常见的是小型铜权和铁权。然而在大宗贸易中，如漕运称粮、盐商称盐、外商称香料等，为提高效率、减少繁琐的称重过程，往往使用大型秤砣。这枚元代大石权，显然是大宗货物交易的得力助手，见证了温州港的辉煌过往。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元代大石权外形呈四瓣瓜棱形，环纽，高29.3厘米、面长径30.3厘米、短径25.5厘米，重达五六十斤。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方形石权，它们的石质都较硬，颜色呈灰中夹杂红色，初步判断石头产自永嘉县瓯北一带。

《孟子·梁惠王上》有“权，然后知轻重”，权的最初含义为秤砣。一般有铜、铁、石头，铜、铁做的权分别叫铜权和铁权，石头做的权叫石权。

1972年，瑞安仙降新江垟坑村出土一枚北宋莲瓣纹瓜棱形铭文铜权。这枚铜权腹作五瓣瓜棱形，上下两端均铸刻有葵花12瓣，底呈覆盆状。在瓜棱形凸起部位刻有铭文，共5处，计15行，168字。“池州永丰监，淮州□指挥淮州置衙牒，取到广德军建平县钱库省样铜砤壹副，前来本监依样铸造壹佰斤铜砤贰拾副。今已铸造讫，熙宁□巳正月八日……”

由此可知，这枚铜权铸造于北宋熙宁十年（1077），由北宋时期全国四大钱监（铸造铜钱）之一的池州永丰监打造。按照当时计量标准，这枚铜权重100斤，经过现代称重后为62.5公斤，即125斤。其重量仅次于湖南省湘潭市易俗真出土的重达64公斤的北宋景祐铜则，居全国第二。

熙宁十年这一年，温州在城的商税全年收入达25391贯，超过已设市舶务的宁波（全年商税20220贯），比福建路的泉州城、广南东路的潮州都多。以前的商税“温州旧在城及瑞安、永安、平阳县、前仓、柳市镇六务，岁二万二千一百四贯”。而熙宁十年的温州城区商税，比此前六务总数还多出三千二百贯文。

千百年来，权是各朝征收赋税、称量财物，支付黄金及铸造钱币等必需之物。温州博物馆还藏有一枚延祐六年（1319）铸造的铜权，高八十三厘米，底径四十六厘米，重三百克。铜权正面铸有“温州路总管府”、左面“提调正官”，右面铸“校勘”，背面有“延祐六年造”，均为汉字，属温州路官方标准衡器。

温州朔门古港遗址瓷片堆积

《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元代壁画中的卖鱼插图

《江山胜览图》局部

有个成语叫“半斤八两”，源于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期对度量衡的标准化。当时规定“半斤八两，一斤十六两”，这个习惯一直沿用至1958年。《汉书·律历志》说：“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十六两为斤”。

但从出土的权以及史书中可以发现，历朝历代的计量都不太一样。《唐书·食货志》记载，唐开元钱十枚（即唐制一两）重37.301克。由此推算，唐代的每斤为596.82克。而温州的北宋莲瓣纹瓜棱形铭文铜权上明确标记了“壹佰斤”字样，现在称重是125斤。计算可知，宋代的每斤约为625克。这枚北宋铜权的存在，显然成为了宋代通用衡度大于唐制的有力佐证。

那么，一斤等于500克的计量标准是从何时开始实施的呢？

清朝时期，一斤约为16两，约等于596.816克。但随着中西方交流的不断加深，这种度量衡的不统一给经济交流带来了一定的困扰。

民国政府为了更好地与西方国家接轨，政府正式规定法定的一斤等于500克。然而，虽然一斤的克数发生了变化，但一斤仍然沿用原来的16两制，也就是说一两为31.25克。这种计量方式相当于增加了税收，这种改变虽然方便了与国际交流，但也带来了一个“致命”的缺点：换算比例减少，使得我们的计量相较于之前显得“吃亏”。

直到新中国成立，这种计量方式才得到了彻底的改变。1959年，我国发布了《关于统一计量制度的命令》，明确规定一斤为十两。自此，一斤等于西方的500克，一两则等于50克。

来源：孤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