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心屿宋文信国公祠的大门上挂着一副醒目的对联，摘自阮元的《江心孤屿谒文丞相祠》：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阮元是清朝廷一位举足轻重的重臣，他活跃在乾隆、嘉庆、道光的政治舞台半个世纪之久，被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他还是清代晚期一位了不起的学者，经史子集无所不通，学富五车，著作等身，被尊为一代文宗。他这首《江心孤屿谒文丞相祠》诗被学者称赞为与文公祠同垂不朽。
阮元是一代名儒，可他却出生在一个武官世家。明神宗时，“小槐公”阮岩由淮安迁扬州，为阮氏迁扬之始祖。二世祖、三世祖、四世祖等皆官至将军。阮元的祖父阮玉堂是一个文武双全、德才兼备的良将。父亲阮承信，熟习《左传》《资治通监》等经典，亦娴熟骑射。
阮氏世代有武功，偏偏阮元生来文弱，手无缚鸡之力，学习射箭时甚至没有力气拉开弓。由于没有练武的天赋，阮元的父母便转向培养他读书。阮元的母亲林氏是福建大田县知县林廷和之女，幼承家教，好学不倦，阮元5岁便跟着她识字。阮元幼年有一点口吃，读起文章来结结巴巴。林氏教他一句一句慢慢念，在她耐心的引导下，阮元终于掌握了读书的方法，背诵如流。阮元6岁时就被送出去读书，曾受业于多位学者。其外祖父的执友胡廷森对他的影响很大，胡廷森擅长作文，通晓各类文体。阮元师从胡廷森学习《文选》，为日后的诗文写作和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乾隆五十年（1785），22岁的阮元参加科试获得一等第一名，成了“廪膳生”。时任江苏学政谢墉对他深为赞赏，“余前任在江苏得江中，此次得阮元矣。”乾隆五十六年（1791），大考翰詹，阅卷官员评定阮元为一等第二名，乾隆皇帝将他从第二名提为第一名。就在大考翰詹的第三天，乾隆即下旨：“阮元升詹事府少詹事。”向来大考，编修、检讨升任学士已为最优，而阮元升任少詹事，从七品官一下子提拔为四品官，可见是特加优宠。阮元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晋太傅。他在中央和地方任职先后五十余年，位高权重，声名显赫，被称之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
清代乾隆中后期开始，社会矛盾逐渐尖锐，盛世的背后潜伏着内忧外患，而当时选拔人才重视的八股制艺和八韵诗，脱离现实，不利于当时社会的发展。嘉庆二年（1788），阮元在典试优行生员时曾说道：“以四书取士，垂数百年，明初剿袭成书，为《五经大全》，锢蔽士人耳目，至我朝以经术教士，当若何提倡以矫空疏杂滥之弊欤？”
面对此番困境，阮元试图改变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和学院的教育方式。他曾历任山东学政、浙江学政，其间“广建学舍，兴起人才”，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力量，扶掖笃学之士。
嘉庆三年（1789），阮元以浙江学政的身份到温州视察教育，温州“近时学艺荒芜，科名寥落”，“诸生聪明才力，原可有为，惟是不取师资，不读经史，庸词俗格，沉锢终身，所由见闻日隘，子弟皆愚也”。
阮元倡导实学，而当时温州士子沉溺于八股文。他在《劝务崇实学教》中列了一个书单，建议士子们读各类书，“《十三经注疏》为学问根柢，《毛诗》《三礼》尤易启发迷途，《史记》《两汉》更可扩充识力……”阮元在条教中言之谆谆，可惜当时的士子依旧认为这是徒有形式而不起实际作用的空文。
阮元在温州视察期间游览了江心屿。在宋文信国公祠，阮元百感交集，作诗抒发自己对文天祥的崇敬之情。这首诗如今就刻在文丞相祠庭院中的回廊上。
尾联中的“曾抵杭州与汴州”与南宋诗人林升的名句“只把杭州作汴州”相似。不过林升讽刺的是南宋朝廷不顾国仇家恨，夜夜笙歌，而阮元则是颂扬文天祥的忠勇大义，用意完全相反。在他看来，江中孤屿中的文丞相祠完全抵得上“杭州与汴州”。吴仰贤评论阮元此诗：“笔大如椽，足与斯祠不朽！”若论笔力之重之大，阮元此诗在江心屿历代题咏中堪称首屈一指，确实足与文公祠同垂不朽。与阮元同游江心屿的，有青田人端木国瑚和清阳湖（今常州）人陆耀遹。二人因才华出众深得阮元的赏识。《定香亭笔谈》收录了阮元、端木国瑚、陆耀遹三人的《江中孤屿谒文丞相祠》诗端木国瑚（1773—1837），字子彝，鹤田，号太鹤山人。阮元督学浙江时视学处州（今丽水）选才，阅端木国瑚卷，大加赞赏，邀请他到杭州敷文书院读书。他所作的《定香亭赋》，清思古藻，其文风恰似南北朝齐梁入手笔，令阮元赞不绝口，以诗相赠：“谁是齐梁作赋才，定香亭上碧莲开。括苍酒监秦淮海，招待青田白鹤来。”端木国瑚因此被誉为“青田一鹤”。陆耀遹（1771—1836），字绍闻，曾在阮元手下当幕僚。阮元很欣赏他的诗词，称其“诗才清拔，非唐人不道只字”。此行二人皆有诗，均收录在阮元的《定香亭笔谈》中。《定香亭笔谈》是阮元督学浙江时写下的随笔，多以诗词歌赋抒发游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