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学派对浙学的四大贡献

天瑞地安，实学名邦 。浙江瑞安，是一个钟灵毓秀的好地方。

当我们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回溯到号称“东方文艺复兴时代”的宋朝，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媲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时代。

中国古代学术史名山之作《宋元学案》，在总结南宋思想文化时说：“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其间，遂称鼎足。”这一时期，学术领域的群雄逐鹿，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最终积淀显现为以朱、陆、叶为代表的三大思想流派。

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立场来分析，提倡“性即理”的朱熹道学属于客观唯心主义，提倡“心即理”的陆九渊心学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而提倡“事即理”的永嘉学派事功学说则属于唯物主义。前两种心性之学侧重于儒家的“内圣”之学，事功学说则侧重于儒家的“外王”之学。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套用鲁迅先生这一名言，我们可以说：“只有地方的才是全国的。”源于瑞安的永嘉学派，不仅是有宋一代浙学的主要源头活水，而且在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乾嘉朴学等中国哲学史三大阶段，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宋元学案》勘探测明，到如今深度挖掘呈现，永嘉学派这座思想智慧之宝库，蕴含着对偏居江南一隅的温州如此重要的国宝级文化金矿，却曾经尘封两百多年而鲜有人知。

“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南宋大儒朱熹一句针锋相对的辩词，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全国学术界，呈现出分别以福建、江西和浙江三地学者为主的道学、心学和事功学三大思想流派鼎足而立、竞相争鸣的盛况。

朱熹

这句话，也让朱熹无意中成了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浙学”名词的学者。我们认真品读《朱子语类》可以发现，在这本朱熹与其弟子问答语录汇编中，朱熹使用“浙学”一词时，指的就是永嘉学派首倡的事功学说。浙江省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原所长吴光更是明确指出，狭义的“浙学”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浙东事功之学。而瑞安，是永嘉学派的主阵地；瑞安贤哲，是创新传承事功学说的主力军。

作为中国山水诗发祥地，东晋诗人谢灵运笔下的温州，尚是“扬帆采石华，挂席拾海月”的滩涂之地。据清雍正《浙江通志》统计，唐朝至五代共340多年，温州进士却仅有两名。由于交通闭塞、地处蛮荒，除了得到六祖印证的“一宿觉”永嘉大师，古时候的温州鲜有重量级的文化名人。

北宋开始，温州进士数直线上升，达到80名。随后的南宋152年间，则出现了1100多名的井喷，地区人均进士数全国第一，创造了科举史上的温州神话。曹村因出了82名进士（包括特奏名进士），在民间有“中华进士第一村”之誉。其中，有曹逢时一家四世甲科蝉联，有八对父子连科，有八人同年登科，可谓佳话连连、盛况空前。因此，江浙一带曾流行这样一句话，叫做“做生意靠宁波人，打官司靠绍兴人，读书靠温州人。”崇文重教、群英荟萃的温州，成为了宋朝全国思想文化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

曹村所立的“进士村”牌坊

“会做生意”的当代温州人，最初的擅长居然是“会读书”，这着实有点令人出乎意料。从穷乡僻壤到理学名邦，温州是怎样完成从穷口袋到富脑袋的完美“逆袭”呢？

《宋元学案》里说：“永嘉师道之立，始于儒志先生王氏，继之者为塘岙先生林氏……而先生（丁昌期）参之。”北宋开始，“皇祐三先生”率先在温州传播中原文化种子，其中王开祖创办东山书院首倡“道学”，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称他“见道最早”；林石潜心钻研《春秋》大义，以“明经笃行著称于世”，并在家乡塘下创办塘岙书塾授徒讲学，其理论在“明体”的基础上已开始倾向于“达用”；“好儒术而重实行”的丁昌期（旧省、府志及瑞安县志说他是瑞安人，旧永嘉县志说他是永嘉人）则参与其间。三人开永嘉学术之先河，成为宋代浙学的最初源头之一。

民国《瑞安县志稿》根据创于宋朝端平年间的《梅源王氏家谱》记载，王开祖“先世王益……由闽赤岸迁瑞芳山乡，初居徐垟，益子曙转徙陶溪，曙次孙开祖析居永嘉。”作为永嘉学术第一人，王开祖“倡鸣理学于濂洛未作之先”，即在他设帐布道之时，宋代理学鼻祖周敦颐及程颢、程颐兄弟等大儒都尚未以理学称名于世。因此，王开祖不仅是永嘉理学开山祖，而且在整个宋明理学史上都属于最早的拓荒者之一。可惜英年早逝，归葬湖岭潮基，唯《儒志编》一书遗世。

继“皇祐三先生”初辟学统，北宋元丰前后，又有九位踌躇满志的温州学子，远赴中原汴京国立最高学府——太学学习，他们承继伊洛程学、兼传张载关学、吸收荆公新学，问道归来又相继开馆授课，在温州地区培养了大批学术后进，为南宋永嘉之学的兴盛奠定了人才基础。这批学子就是宋代浙学草创时期的 “元丰九先生”。

他们最先将当时最前沿的思想理论——洛学和关学引入浙江，在温州落地并直接催生了代表浙江队而成为南宋全国三大思想流派之一的永嘉学派。有鉴于此，从“元丰九先生”开始，以永嘉地域闻名的文化人群体，开始被世人所熟知。

因此，“皇祐三先生”和 “元丰九先生”两大学术团体，在中央文史研究馆主编、有“文化地图”之称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浙江卷》中，被称为浙学在北宋萌芽的主要代表人物。所以说，这是永嘉学派对浙学从萌芽到诞生的先锋贡献。

“元丰九先生”中，学界公认对永嘉之学贡献最大的周行己和许景衡两人。据《宋元学案》等资料记载，周行己“风仪秀整，语音如钟”，“七岁授句读，十五学属文”，十七岁就考入太学，并“以文行著……名重京师”。

元丰九先生

周行己出道甚早，但仕途坎坷。然而，他在另一条人生赛道——学术领域上却跑出了别样精彩。周行己自筑浮沚书院，最早将伊川之学传播至温州。在“元丰九先生”中，周行己在乡里讲学时间最长，对洛学关学入浙作用也最大，后人写诗称赞他为“伊洛渊源百世师”。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北宋时期货币思想的集大成人物”，周行己提出的“铁钱必等”“往来之积”等货币管理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存款准备金制度理论。

许景衡，官至尚书右丞，谥忠简，宋高宗称赞他“执政忠直，遇事敢言”，是温州历史上第一个被正史立传的重要人物。《宋元学案》说：“伊川讲学，浙东之士从之者自先生（许景衡）始。”许景衡的学术活动，在洛学和永嘉学派之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连接作用。孙诒让评价说，“永嘉学者后先辈出，多于忠简为后进，或奉手受业其门。靖康、建炎之际，永嘉之学几坠而复振，于忠简诚有赖哉。”

因此，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专辟《周许诸儒学案叙录》一节，阐述周行己、许景衡等人的学术源流与草创之功，并特别指出“浙学之盛，实始于此”。也就是说，浙学的兴起盛行，开始于“元丰九先生”，尤其是周许两人。作为关中张载之学、伊洛二程之学在温州最主要的传承者，叶适称“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也。”全祖望也因此把周行己称为“永嘉学派开山祖”。

经“皇祐三先生”和“元丰九先生”开荒拓路，南宋时期的温州学风蔚起、人才辈出，为浙学智慧之花的绽放培育了丰厚的土壤。特别是来自永嘉城区的薛季宣，提倡“无为空言，无戾于行”，创立“制度新学”而“附之世用”，从而使永嘉学术脱胎伊洛程学始为一派。至此，永嘉之学开始显山露水。

师从薛季宣的陈傅良，年未三十、名震天下，讲学于温州城南茶院之时，学子“皆相号召，雷动从之”；去临安补试才到驿馆，“未脱草屦……迓而求见者如云”……被当成“全民偶像”追捧的陈傅良，创办仙岩书院进一步阐扬永嘉之学。在湖南做官期间，他讲学岳麓书院，传授事功学说，使湖南学风为之一振，连湖湘学派后期领袖胡季随也转投陈傅良门下，朱熹惊呼“君举到湘中一收，收尽南轩门人”。

陈傅良

作为承前启后的学术巨擘，陈傅良上承薛季宣，通过讲学传播，使永嘉学派得到了全国主流学界承认并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陈傅良下启同乡叶适，最终促成了永嘉学派理论体系的构建，上升为哲学思想流派。

自述“陪公（陈傅良）游四十年，教余勤矣”的叶适，这位在殿试中因一句“以庸君行善政，天下未乱也；以圣君行弊政，天下不可治也”，而触怒龙颜屈降榜眼的天才，吸收归纳前贤智慧，从道统的高度确立了注重经世、提倡事功的哲学基石，提出了“崇义养利”“成利致义”的核心观点，最终完成了永嘉学派的主要宗旨、思维方法和学术体系之架构，成为宋代浙学的集大成者。

可以说，一个学术流派的诞生，凝聚着众多先贤的集体智慧。永嘉学派源远流长、功臣颇多，除“皇祐三先生”和“元丰九先生”之外，郑伯熊、徐谊、钱文子、蔡幼学、曹叔远、刘黻等永嘉学者，都围绕通经致用进行过思想阐扬和论述。概而括之，主要是由周行己开山、薛季宣创立、陈傅良中继、至叶适集大成。

可以说，从周行己、许景衡到叶适，这是永嘉学派对浙学从成型到鼎盛的开拓贡献。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生长在与抗金名将岳飞同时代的永嘉学派主将们，切身感受到的是国土沦丧、山河飘摇的悲愤与痛心。眼看南宋诸儒“空谈误国”，心忧何时才能“还我河山”？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永嘉学派提出系统性事功学说，成为南宋版的“实干兴邦”论，对倡导“居敬穷理”“默坐澄心”的朱陆之学造成了直接冲击，并在当时的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共鸣。力主抗金的叶适发出了“善为国者，务实而不务虚”的呐喊。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更是激进地提出“王霸并用，义利双行”。甚至，以心学为宗的四明学派也追求通经致用，偏重心学的金华学派同样特别重视明理躬行。

“浙中近年怪论百出，骇人听闻，坏人心术”，自诩儒家正宗嫡传、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朱熹，见此情形颇为着急。他在当时学术的江湖上，犹如独孤求败四处出击，怼心学、斥永康、贬永嘉，亲自策划主演了历史上数场著名而精彩的“华山论剑”：先与陆九渊兄弟有鹅湖之会，继之同吕祖谦、张栻有包山之约，随后和陈亮则有义利王霸之辩……

绍熙元年（1190），眼见快速崛起、渐成气候的永嘉学派，年届花甲、思想已臻精微的朱熹致信陈傅良，直言“寻一畅辩，归于一是”。次年，朱熹感叹“相望千里，死亡无日”，又向叶适提出“欲得会面，相与剧谈，庶几彼此尽情吐露，寻一个是处……不亦快哉”。

面对执意决一雌雄的朱熹，作为晚辈的陈傅良回信说：“念长者前有长乐之争，后有临川之辨……更相切磋，未见其益……矜持已甚，反涉吝骄”。辈份更小的叶适此时刚过不惑，正值事业黄金期、公务繁忙，加上尚未形成严密的思想体系，也没有“接招”。

十八年后，59岁的叶适罢官归里，终于可以腾出时间，开始潜心学术。他“根柢六经，析衷诸子”，穷十六载之精力，集宋代浙学之大成，完成了《习学记言序目》巨著，确立了事功学说的宗旨、方法和路径。然而此时，朱熹已经去世二十三年了。随后，他的《四书集注》被确定为唯一的科举教科书，他集大成的道学也被确立为官方哲学而一统江湖。

“我本将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事功学说甫一成型就面临学术垄断，《习学记言序目》初印即成绝版。而且，伴随着附和朱学的政治正确，门户之见甚深的朱熹对永嘉之学的片面理解和贬损打压之言，不断固化为传统偏见，并导致学界形成历史性误会，让永嘉之学蒙冤六百多年而难见“庐山真面目”。

事功学说等于功利主义吗？朱熹以想当然式的傲慢与偏见，贬斥“永嘉学问，专去利害上计较”，犹如一些人把他的“存天理，灭人欲”曲解为西方“禁欲主义”一样，徒落世人以断章取义之诟病。

清朝初年，初宗陆王、继信程朱、后乃大悟提倡实学的颜元，愤而写下《朱子语类评》，于言语犀利中对朱熹嬉笑怒骂，深为永嘉之学鸣不平。如朱子说“正则之说最误人，世间呆人都被他瞒”，颜元评论说：“仆谓人再呆不过你，被你瞒者更呆。元亦呆了三十年，方从你瓶中出得半头，略见帝皇王霸世界、尧舜周孔派头。一回想在呆局中，几度摧胸堕泪。”

吹尽狂沙始见金。还是黄宗羲、全祖望在编著《宋元学案》时，还了永嘉学派一个历史公道，全祖望在按语中写道：“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也说：“事功主于经世，功利主于自私，二者似一而实二，未可尽斥永嘉为霸术。”

永嘉学派之所以能够在百家争鸣、学派林立的南宋脱颖而出，成为全国三大思想流派之一，是有缘由的。何为“事功”呢？“事”体现的是“事皆寓理、事上磨炼”的中心命题，“功”体现的是“为民立功、为国立功”的伟大理想。为此，以实学实体实用为特征的永嘉学派，在学术界也有永嘉实学之别称，是明清实学的主要渊源。她秉入世之精神，求经世之功利，行济世之大义，进一步拓展了“外王之学”的内涵与外延，可以说是儒家中的儒家。

因此，正如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何俊所说：“真正在思想上、方法上与宋代理学、心学构成鼎足之势的哲学流派只有永嘉学派。”永嘉学派不但直承伊洛之学开启浙学学术景观，而且其所蕴含的笃行大义、崇实黜虚、宽民之力、工商皆本、与时通变等精髓要义，成为以民本、求实、批判、兼容、创新为核心的浙学精神的主要源头。因此，吴光在《“浙学”的时代价值》一文中，称叶适为最能代表“浙学”基本精神的五大思想家之一。从这个角度讲，这是永嘉学派对浙学精神内涵的独特贡献。

陈傅良说：“所贵于儒者，谓其能通事务，以其所学，见之事功。”儒者，尽人之所需也。作为儒家思想别具一格的重要分支，永嘉学派志存天下、积极用世的进取精神，光大孔孟外王之学，独领有宋一代风骚，为瓯越大地埋下了珍若拱璧的事功思想种子。在尘埋六百余年后，事功学说这朵思想文化奇葩，在满目疮痍的清末再次顽强破土而出，迎来了久违的绽放时刻。

“红毛昨日屠厦门，传闻杀戮搜鸡豚。恶风十日火不灭……天阴鬼哭遗空村。”亲历鸦片战争之痛、目睹晚清积弱之弊的孙衣言，认为“今日之务以学术为急”。于是，他和胞弟孙锵鸣带领子侄门生，以永嘉经制之学为己任，以数十年治学之功，先后刊刻《永嘉丛书》15种253卷，并创办诒善祠塾，培养桑梓人才。宋恕说，“天荒首破、曙光乃来”“温人始复知有永嘉之学”。由此开端，以瑞安孙氏、黄氏、项氏等名门望族和“浙东三杰”（陈虬、宋恕、陈黻宸）为代表的一大批地方有识之士，勠力重振永嘉学派，践行经世致用理念。

他们倡议维新强国，力求通过改良变法寻求富强之道，近代中国十多名早期维新思想家温州独占其二。被李鸿章誉为“海内奇才”的宋恕，其《六斋津谈》是清末全面系统论述各项变法主张的最重要著作；作为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派主要代言人之一的陈虬，所著《治平通议》被梁启超收进了近代目录学代表作《西学书目表》。有“瑞安三黄”之称的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积极参与戊戌变法，协助康有为组建上海强学会，并提出具体变法主张以期中国自强。

他们推进教育兴国，提出并践行“富强之原，在于兴学”。当时的瑞安出现了一大批国内领先的学校，开创了教育界的十余项全国第一：包括全国最早的新式中医学校利济医学堂，全国最早的数学专门学校瑞安学计馆，全国最早的化学专门学校瑞平化学学堂，全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心兰书社，全国最早的教育史专著《中国教育史》，全国最早的高校科技学报《利济学堂报》……乃至北大和复旦的前身，都有瑞安人参与创办的主角身影。

他们还力行实业救国，创立瑞安务农支会改进农桑技术，组设富强矿务公司开采永嘉铅矿，建立大新轮船股份公司开辟海上交通，创办永瑞汽轮公司开辟水运交通，以及创办电力厂和淀粉厂等等。通过亲自创办实业，他们参与掀起了中国第一次近代化高潮，涌现了一大批张骞式的儒商。

诚如叶适所言，“识贯事中枢纽，笔开象外精神”，他们创造了近代史上百余项全国各行业细分领域的单项冠军，使瑞安成为晚清浙江乃至全国的维新重镇。这段知识界加盟实业圈的光辉历史，学界将其称为晚清瑞安新学，并视为继南宋永嘉学派之后温州文化史上的第二次高峰。

永嘉学派事功学说，经过南宋的创立和晚清的复兴，其重商、实干、创新的鲜明特点，逐渐成为融入温州人骨髓的集体潜意识，并内化为一种生生不息的城市精神。作为全国民营经济先发区，80年代的温州家家点火、户户冒烟，前店后厂、蔚为壮观，家庭工业是考察温州模式的必看内容。1986年4月万里副总理还为此在瑞安召开著名的“七级书记会”，共议商品经济发展大计，一时传为美谈。

从全国第一家弹棉机器厂、第一家乳品厂，到全国第一批个私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再到全国第一座农民城、第一个“三位一体”农村合作协会，温州一直扮演着敢吃螃蟹的探路者角色，成为浙江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中国市场经济的主要发祥地。可以说，温州模式是事功学说的生动实践，事功学说因此被称为温州模式的文化基因。

如果说，南宋的永嘉学派还仅是文人士子在事功学说方面单一维度的理论创新，晚清的瑞安新学已是精英群体对事功理想知行合一的经世实践，当代的温州模式则是事功精神融入百姓潜意识后，广大市民自觉自发的群体创举——一脉相承，文以化人；千年绽放，日新其德。这是劳动人民创造文化、文化反哺社会发展的生动缩影。

因此，作为永嘉学派重振与复兴产物的晚清瑞安新学，是浙学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以永嘉学派为文化基因的温州模式，是浙学精神在当代的生动演绎。这是永嘉学派对浙学精神发展的创新贡献。

看见一条脉，读懂一座城。

从南宋经世致用的永嘉学派，到晚清变革图强的瑞安新学，再到当代敢为人先的温州模式，一脉贯穿的事功学说，穿越千年而绵延至今，成为温州当之无愧的文化主脉。商行天下谋功利，善行天下担道义，“义利并举”已然内化为温州人的城市精神之核，成为温州人的安身立命之基。

当我们站在新时代的战略高度，将永嘉学派放在中国哲学史，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范畴，去再勘她的思想内涵、重估她的历史地位时，我们会恍然发现：源于温州的事功学说，作为浙学的主要源头和高峰，既是宋明理学的四大流派之一，也是明清实学的主要渊源，更是乾嘉朴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永嘉学派不但直承伊洛之学开启浙学学术景观，而且其所蕴含的笃行大义、崇实黜虚、宽民之力、工商皆本、与时通变等精髓要义，成为以民本、求实、批判、兼容、创新为核心的浙学精神的主要源头。因此，吴光在《“浙学”的时代价值》一文中，称叶适为最能代表“浙学”基本精神的五大思想家之一。

坐言起行的永嘉学派，可谓“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是具备她作为哲学思想流派所应有的普世意义的。儒家历来主张创造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价值，来实现“内圣外王”的完美人格理想。但是立德也好、立言也罢，最终都要通过立功显现其经世之价值。从“三不朽”的角度来讲，事功学说就是关于“何为立功、为谁立功、怎样立功”的一门终极学问。

在事功学说这门学问构建的整个过程中，温州人以舍我其谁、唯道是求的使命当担，顶起了浙江学术界的思想脊梁，成为有宋一代浙学的开拓者和主力军。可以说，“浙学”一词从无到有，以及具象意义上的“浙学”从萌芽到诞生、从成型到鼎盛，乃至“浙学”精神延续至今的传承过程，都与永嘉学派、都与温州特别是瑞安息息相关。

因此，清代著名学者钱泰吉在《逊学斋文钞·序》中说：“吾浙之学，犹有永嘉，真脉乃在瑞安。”